深度捆綁：中美是名副其實的經濟“利害攸關方”
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綜合國力的大幅度提高，美國戰(zhàn)略界又掀起了一場關于對華政策的大辯論。這場辯論的核心議題就是美國如何應對一個和平崛起的中國。
保守派提出，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在文明上與美國差異甚大的中國，如果崛起，無論是否以和平方式，都會對美國的世界地位和安全利益構成挑戰(zhàn)，美國應及早動手，遏制中國，阻止中國的崛起。而務實派則認為，中國崛起是源于自身的動力，美國阻擋不了，如果美國硬要給中國搗亂，只能是兩敗俱傷，這不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美國應當同一個和平崛起的中國合作，這樣可以使美國利用中國崛起的機遇，進一步發(fā)展，變得更加強大。同時，自由派也主張同中國合作，認為美國可以利用與中國合作的機會來影響中國，塑造中國，將中國塑造成美國的伙伴或朋友，這樣，崛起的中國就不但不會成為美國的威脅，而且還會成為美國可借重的力量。
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2005年9月份提出使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害攸關方”，等于是一錘定音，肯定了務實派和自由派的主張。2006年美國出臺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和《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都使用了“負責任的利害攸關方”這個表述。旨在指導整個21世紀美國全球戰(zhàn)略的《普林斯頓項目報告》也用了這個詞。
美國之所以將中國看成是“利害攸關方”，除了在反恐防擴、地區(qū)安全等事務上需要中國的合作外，就是在經濟上也需要中國的合作，而且兩國經濟利益已經深度捆綁，誰也離不開誰，“利害攸關”，欲損俱損，欲容俱容。
2005年，中美貿易額已經達到2116.3億美元，同比增長24.8%；中國是美國第四大出口市場，第二大進口來源國，第三大貿易伙伴；美國是中國最大貿易伙伴，最大外匯來源國；美國累計對華投資超過510億美元；中國購買美國國債達2420億美元，中國是美國的主要債權國之一。
雖然美國國內仍然有人炒做“中國經濟威脅論”，宣稱中國的廉價商品銷往美國，導致美國中小企業(yè)破產，工人失業(yè)，但是美國的有識之士卻不這么看。美國四位著名戰(zhàn)略專家在《中國：一個兩面性的國家》一書中指出：“美國從與中國的日益增長的經濟互動中每年實質上獲益700億美元，平均每戶625美元�！�
美國是靠商業(yè)立國的國家，信奉實用主義的美國不會眼看著巨大的經濟利益被競爭對手拿去。美國也是精通戰(zhàn)略的國家，它明白眼下它的安全威脅并不是來自于崛起的中國，雖然美國將中國看成是最主要的潛在戰(zhàn)略競爭對手，但畢竟應對現(xiàn)實的威脅更緊迫，畢竟美國“正處在長期化的反恐戰(zhàn)爭”中；而且美國也認識到，中國正在變，正在“轉型”中，是一個處在“戰(zhàn)略十字路口”上的大國。美國的對華戰(zhàn)略不應將“潛在的對手”過早地變成現(xiàn)實的敵人，而是應當借重它的力量實現(xiàn)自己的戰(zhàn)略目標；同時在合作中塑造它，促使它轉向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在美國對華戰(zhàn)略中，經濟合作肩負著雙重任務：一方面獲取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在合作中影響中國。對華經濟合作蘊涵著多重戰(zhàn)略考量，難怪會出現(xiàn)“戰(zhàn)略經濟對話”一詞。
轉型外交：中國是“重中之重”
佐利克辭職后，人們擔心美國對華政策會出現(xiàn)變化，至少在失去了佐利克這樣的“知華派”重量級人物后，美國務實的對華政策有可能缺少有力的執(zhí)行者。然而這種擔心很快就煙消云散。深受布什信賴的新任財長保爾森在2006年9月訪華時重述了佐利克所表達的對華政策。更令人矚目的是，保爾森這次訪華，兩國發(fā)表了《中美關于啟動兩國戰(zhàn)略經濟對話機制的共同聲明》，一個新的中美對話、溝通機制由此誕生。而且這個機制參加人員的級別要高于此前存在的中美戰(zhàn)略對話。中方是副總理吳儀領銜，美方由財長保爾森掛帥；而此前已存在的中美戰(zhàn)略對話，中方領銜人是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美方是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
隨著第一輪戰(zhàn)略經濟對話的臨近，許多人擔心中美之間存在著的一些經濟問題，如人民幣匯率、貿易逆差、知識產權，會影響對話的氣氛，甚至會成為雙方爭執(zhí)的主題，對話的前景并不樂觀。但是一個月前來華訪問的美國商務部長古鐵雷斯的一番講話應該讓人不至于太悲觀。古鐵雷斯令人意外地承認，解決中美之間巨大的貿易逆差需要的是增加美國對中國的出口而不是由華盛頓采取貿易保護手段。這使那些主張美國要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或者加強對華施壓的對華強硬派立馬降低了調門�？磥�，美國經濟界著實希望能推進中美建設性合作關系。
美國經濟界出于自身的利益，確實希望發(fā)展中美關系，那么能代表美國整體利益的外交界又如何呢？是不是在失去佐利克后會使對華關系冷卻呢？
國務卿賴斯作為外交總管雖然主要關注反恐防擴、極端伊斯蘭和中東問題，但是一個月前她卻有驚人舉措：任命華裔花樣滑冰運動員關穎珊為美國首任公共外交特使。此舉非同尋常。這不僅在于賴斯首創(chuàng)了公共外交特使這一崗位，開辟了美國外交史的新紀元，還在于在有如此重要意義事情上，竟然是由一位華裔為“首任”。其中的奧妙很值得人們品味。
美國設立公共外交特使或許并不令人驚訝，因為這實際上是賴斯“轉型外交”的重要舉措。2006年1月，賴斯提出“轉型外交”這一新理念。其基本精神是，為貫徹布什政府在全球推進民主這一戰(zhàn)略任務，美國的外交要做出相應的調整，外交官要改變以往的工作方式，更加貼近駐在國的民眾，更加深入地了解它們的國情，增強美國的影響力。“轉型外交”的“新前線”是像中國、印度、巴西、印尼、埃及和南非這樣的新興大國以及非洲、拉美和中東的轉型國家，重點是新興大國。當然，賴斯在提出轉型外交時，主要還是針對外交官，讓他們改變工作方式，而且要調整外交人員的派駐結構，將更多的外交崗位由歐洲等盟國轉移到“新前線”，此外還要增加派駐點，在一些國家的較大城市至少派駐一名外交官。可見，“轉型外交”所帶來的工作量是相當大的，而且落實起來也不容易。就拿增加派駐點來說，世界上將近200個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尚沒有設立美國的外交機構，要是都設派駐點，就需要花很多錢，而要增加預算，還要驚動國會。為了盡快落實轉型外交，賴斯開始利用民間的外交資源和力量，設立公共外交特使就是一招。按說，美國公共外交資源是很豐富的，而且對促進世界了解美國，拉近各國同美國的關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設立公共外交特使則使民間外交力量與官方渠道結合起來，民為官用，官民結合，可謂是個創(chuàng)舉。從某種程度上說，許多民間人物，特別是名人，在擔負外交使命，促進世界對美國的了解，增進各國人民對美國的好感上，比外交官所能發(fā)揮的作用還要大。將民間外交資源開發(fā)出來，可謂是無本萬利的事情。
賴斯選定關穎珊為首任公共外交特使更能表明她的意圖。轉型外交的新前線主要是亞洲和非洲的非白人國家，一位黃皮膚的特使肯定要比白皮膚的更有親和力，更易被接受。特別是選定一位華裔，寓意極為深刻。很明顯，一個能講漢語普通話和廣東話，在北京和香港都有親戚的關穎珊，更容易被中國人接受，她工作起來也更便利。由此可見，賴斯是將中國當成了轉型外交重點的重點，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美國心目中，中國是崛起大國中勢頭最猛者，是頭號“超級大國候補”，但是中國又是最大的“轉型國家”和
“處在戰(zhàn)略十字路口的國家”，能否轉型成功，對美國的全球戰(zhàn)略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加強對中國的“轉型外交”，既可以通過擴大接觸、交往來影響中國，促使中國向美國所期望的方向走，而且還可以促進中國在反恐、防擴、經貿、能源、地區(qū)安全、全球事務等方面同美國合作，最終將中國塑造成“負責任的利害攸關方”。看來，美國是經濟界與外交界同時出擊，推進對中國的“轉型外交”。（來源：學習時報
劉建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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